劳动力黄金增长期结束，中高收入国家将面临内外双重压力

2013年，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女性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寿命增长的影响。世界劳动力抚养比在老龄人口增长的带动下，结束了从1965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劳动力抚养比的增长，标志着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劳动力黄金增长期的结束，也标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高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63.77%，2016年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80%。城镇水平较高使得高收入国家的妇女生育率就跌破了人口自然增长的最低水平(2.1)，进入人口的存量增长模式。高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例较高同时也带来了人均寿命水平较高，上个世纪60年代，高收入国家人口寿命就达到68.84，超过了劳动力人口的年龄上限。

中高收入国家城镇人口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快速增长，在2000左右，中高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例突破了50%。城镇化发展对妇女生育率的抑制作用，导致中高收入国家妇女生育率从1966年开始出现下降，并在1994年跌破维持自然增长的最低水平。而中高收入国家人均寿命则在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于1979年超过了65岁这个劳动力人口年龄段的上限。

中低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例增长速度低于中高收入国家，截止到2016年，城镇人口比例仍未达到50%。城镇人口比例增长趋势相对缓慢，对中低收入国家妇女生育率的抑制作用也相对较低，中低收入国家妇女生育率下降趋势明显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目前仍保持在维持人口自然增长的最低水平之上。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增长同样受城镇人口比例增长相对缓慢的影响，到2008年才达到65岁。

低收入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最低，城镇人口比例仍未达到40%，妇女生育率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下降，截止到2016年，低收入国家妇女生育率仍保持在4.6的水平，人均寿命也低于65岁。与更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仍处于人口增量增长的模式。

从全球的角度看，人口增长模式正在从增量增长向存量增长转变过程中，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均已进入了人口存量增长模式，中低收入国家也在逐渐变为存量增长模式，只有低收入国家目前还保持着人口自然增长的模式。

随着妇女生育率下降，高收入国家从1961年开始进入劳动力人口黄金增长阶段，并在2008年结束劳动力的黄金增长周期，劳动力抚养比开始进入上升阶段。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抚养比从1966年开始进入黄金增长周期，随着2010年劳动力抚养比的增长，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黄金增长周期结束。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黄金增长周期从1971年开始，至今仍处于黄金增长周期中。低收入国家直到1988年才进入劳动力黄金增长周期，也是最晚进入黄金增长周期的国家。

虽然在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都已进入了人口存量增长模式，而且劳动力人口黄金增长周期都已结束，老龄人口增长已经占到人口增长比例的50%以上，但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抚养比目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其它国家相比，中高收入劳动力抚养比的变化幅度是最大的。

妇女生育率下降的不同趋势，不仅造成了不同国家劳动力抚养比变化的差异，也造成了人口增长速度的差异。2016年，高收入国家人口总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为16.88%，比1960年降低了20个百分点，而中低收入国家人口占比已经接近了40%，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比。低收入国家人口占比也接近了10%。

在高收入国家进入劳动力黄金增长期时，制造业产能相对过剩，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矛盾，通过资本全球配置，制造业产业链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低收入国家迁移，国内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等方式得以逐渐消解。而中、低收入国家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推动下，工业化进程得以高速发展，部分中、低收入国家逐渐发展为中高收入国家，甚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随着收入的提升，过剩的产能得以被消化，资本也获得了更高的收益。工业化全球发展也成为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2013年之前，世界发展的主旋律。高收入国家人口存量增长所带来的矛盾得以顺利化解的同时，中高收入国家也凭借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随着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先后结束劳动力黄金发展期，进入劳动力抚养比上升阶段，新的矛盾产生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高收入国家商品消费需求下降、服务需求上升，社会财富消耗加大，可用于投资的社会财富结余减少;中高收入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积累的产能再次过剩，而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社会财富积累总量较少，急需要平衡就业的问题，也需要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无法通过产业链转移解决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而中低收入国家虽然仍处于劳动力黄金增长期，但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产业升级和改造，另一方面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无法消化中高收入国家的过剩产能。即便获得了足够资金，无疑更会加剧商品制造业的全球产能过剩。

对于掌握全球科技、金融优势的高收入国家，最好的选择莫过于牺牲中高收入国家的利益和以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主导产业链向中低收入国家迁移。在这种趋势下，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中高收入国家，必将面临高收入国家挤压和中低收入国家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中，在外部环境恶化的同时，还要解决老龄抚养比上升带来的社会财富积累速度下降，服务性社会需求上升的内部问题。

对于中高收入国家来说，在人类社会新的发展模式下，如果不能够实现产业升级和科技突破，将会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不仅发展的势头将会降低，也有甚至会出现被仍处于劳动力黄金增长期的中低收入国家所超越的可能。